本报评论员 李晓亮
“行贿黑名单”要大规模扩军了。9月1日起，最高检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的范围，由原来的建设、金融、医药卫生、教育、政府采购等五个领域扩大到所有领域。据称此举旨在威慑商业贿赂。（9月13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行贿档案取消范围限制，无疑是一抹耀眼的亮色。对反腐来说，也大快人心。只是，民众在欣喜的同时，或许也会生出一些疑问：原来此前只有建设、金融、医疗、教育等领域，戴有“行贿黑名单”的紧箍咒啊，难道行贿受贿也有“行业特色”吗？只为少数行业设立行贿档案，正当性何在？算不算对被重点照顾的几个行业的“制度歧视”？除了上述行当，别的领域真就清清白白，毫无瑕疵？这即便是从理论上也讲不通嘛。
行贿档案查询工作，最早是从2006年开始的。可能三年前，建设、医疗、教育等行业的商业贿赂格外显眼，被视为“高发地带”，为因应舆论，所以才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管束。只是，享受专属的“行贿黑名单”这一“特权”，这些行业从业人员估计心里也不爽。
现在法规修改，是要“加大贿赂犯罪成本，发挥更强的警示和震慑犯罪的作用”。能否发挥如此理想的作用，目前还不好说，但估计至少可以让已不爽了三年的人，心理重新平衡一下。扩充“行贿黑名单”，对所有行业一视同仁，也算是一个制度公平的起点。
心理平衡只是变革的附带作用，真正意义还在制度理性方面。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，这句话连经常读书看报的小孩子，都耳熟能详。只要权力运作存在监督盲点，任何行业都可能发生腐败，这是基本的常识。那么，打击商业贿赂犯罪，又岂能刻舟求剑，预设几个假想的“腐败高危区”，然后只对其进行重点监控呢？这不是一叶障目，本末倒置吗？
再说，三年来上述行业的“高危”情势有实质性改善吗？恐怕也不容太过乐观吧。我们不说教育领域花样繁多的“赞助费”、“择校费”，以及医卫领域红包、回扣甚至性贿赂等变相商业贿赂，光是建设领域，我们就记得王石不久前说过，开发商几乎没有不行贿的。凡此种种，可谓是对几年来“重点关照型”行贿档案制度的一个不小的讽刺。
有鉴于此，在扩充“行贿黑名单”的同时，也该好好反思，以往的反腐力度为何总是温情脉脉？法律效力大量流失，归结起来，原因或不外乎，“法不责众、行贿手法多变，注册‘新马甲’行贿、行政审批、执法监督、招投标等机构根本不在乎‘黑名单’”等。而当行贿受贿泛滥的潜规则盛行，其中又或多或少暗含权力失范的魅影。比如权力不受制约，随意干预市场，权力之手伸得太远，权力寻租和变现的欲望就会增强。近来，“洋贿赂”不绝如缕，也有此方面原因。
可见，即便将所有行业纳入“行贿黑名单”，也未必等于立马锻造出一柄威慑商业贿赂的利剑。“黑名单制度”只是一种没找到有效的信用管理办法前，暂时的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。假如公权力部门反腐动力不足，不愿受到民众监督，那么仅仅公开一下纸面上的黑名单，而上榜者不以为耻，实际利益又不会受损，此举就并不能真正杜绝商业贿赂。反之，要想卸下温情脉脉的面纱，发挥法律震慑力，权力运行必须公开透明、执法公正，而且除了“黑名单”惩戒机制外，还应有一套通过奖励诚信来引导守信的机制，或才能有效缓解眼下贿赂泛滥的尴尬。
